去往V&A东馆典藏库（V&A East Storehouse）有两种方式：乘车抵达斯特拉斯福（Stratford）——矗立着新建的住宅与商区，这里正转型为全新的都市中心。从站点步行约20分钟即可抵达，沿途经过新落成的萨德勒之井东馆（Sadler’s Wells East）剧院、在建的BBC音乐工作室（BBC Music Studios）、预计明年开放的V&A East博物馆（V&A East Museum）；又或者，乘坐伦敦地上铁（London Overground）在哈克尼维克站（Hackney Wick）站下车，则有着毫不相同的街区气质。哈克尼维克以蓬勃的创意社群著称——因低廉租金和宽敞厂房，一度聚集了超过600间艺术家工作室，并曾是欧洲艺术家密度最高的社区之一，但也随之面临了士绅化进程带来的挑战。熙攘运河的一侧，是由伦敦奥运会媒体与广播中心改造而成的创新与创意园区 Here East，典藏库就坐落其间。

　　上述两条路线之间的区域，正是伦敦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东岸计划’（East Bank），位于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内。这里汇集了从V&A东馆到伦敦时装学院（UAL）以及 UCL 东校区等机构，形成创意产业与高等教育的集群。作为 2014年奥林匹克公园再开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英国文化领域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拓展工程之一，在伦敦市政府与国家层面的支持下，该计划正在持续塑造伦敦乃至英国的创意格局。

　　V&A东馆典藏库的出现并非偶然，更像是一则时代机遇与内部挑战交汇下的寓言产物。从外部环境来看，东伦敦作为新的“机遇区”和发展热土，为大型文化机构的扩张提供了契机和动力。而内部的驱动则来自于自于博物馆的自身危机：长期以来，大型博物馆都面临馆藏规模逐步扩大而展陈空间存在限制的矛盾，因此，当负责保管馆藏的Blythe House仓储中心因政府决策被出售时，博物馆（除了V&A博物馆，也包括科学博物馆及大英博物馆等）被迫为数十万件藏品寻找新归宿和安置。对此，V&A博物馆副馆长兼首席运营官李傅廷（Tim Reeve）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提到：“最好的方式是利用这个机会来解决我们的挑战。最初我们设想的是在奥林匹克公园建一座博物馆，后来V&A东馆的概念逐渐成型：既有一个典型的展览型博物馆，也有典藏库（Storehouse）——一种全新的文化体验模式，源自V&A的幕后世界。它变成了两栋建筑，但是共同讲述了一个现代博物馆的完整故事。”

　　V&A东馆典藏库沿街而立，在巨大而中性的玻璃幕墙下，黑色LOGO以低调姿态邀请访客入场。可以说，参观典藏库的过程充满戏剧性。单从外部观之，人们难以将这栋建筑与其所承载的逾25万件藏品、35万册图书与1000份档案及占地约16,000平方米的空间体量联系在一起。入口处涵盖咖啡、公共客厅与存储室的复合功能空间，更像是一个迷你的社区中心；而当观众需穿过一条带有仪式感的通道，与散布其间的藏品不期而遇后，视线豁然开朗，一个完整、透明而敞开的空间徐徐展开——位于核心的韦斯顿藏品大厅（Weston Collections Hall）层高达20米，四周环绕着密集的储存架，里面嵌入逾百个小型“展览装置”，将展示直接“植入”到货架的两侧和端部。

　　典藏库的整体设计以环绕式结构串联不同功能与场域。与传统博物馆公私分层的布局不同，这里最公共的部分被置于建筑的核心，通过开放式托盘箱与储藏架向公众直接展示艺术品；外围环绕着半公共的档案区，可供研究者预约查阅；更外围的空间用于研究、修复与深度储藏，主要服务于博物馆的内部运作。横跨五层的沉浸式流通区域宛如一座垂直延展的“珍奇柜”。从古董到现代物件，尺度在此不断切换：时而亲密，如同走进某个朋友家中的个人收藏；时而宏大，仿佛置身于历史与现实交织下的城市街头——外部整齐克制，内部则在大小对比中层层递进，最终呈现为一座由巨大工业货架构成的双重建筑：既是严格的仓储设施——容纳其运动，也是开放的展演场域——关于博物馆的一切在此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空间中有六件永久展示的大型装置，它们以建筑构件的方式嵌入整体结构之中。这些大型建筑碎片已有数十年未曾公开展出，一直存放在远离伦敦、难以触达的威尔特郡乡村深度仓储设施中。“当其他藏品会跟着时间流动、变动、轮换，或撤展时，它们会永远在那里。某一种意义上，这是一座‘建筑中的建筑’。”李傅廷指出。这里包括玛格丽特·许特-李霍茨基（Margarete Schütte-Lihotzky）设计的“法兰克福厨房”，它彻底改变了家务劳动，被誉为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厨房范例；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为考夫曼百货设计的办公室，这是全球唯一一套完整保存在美国境外的赖特室内空间；来自西班牙托莱多、现已不复存在的托里霍斯宫（Torrijos Palace）的15世纪镀金木制天花板；伦敦东部著名社会住宅“罗宾汉花园”（Robin Hood Gardens）的立面；17世纪为莫卧儿皇帝沙贾汗建造、重达18吨的阿格拉柱廊；以及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为俄罗斯芭蕾舞团1924年舞剧《蓝色列车》（Le Train Bleu）创作的巨幅舞台幕布——这一幕布将在十余年间首次重现公众视野。

　　这些大型物件一方面打破了典藏库本身的空间体量，也为观众建立起参照。李傅廷继续解释道：“它们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标点’和‘调节’了整个公共空间网络，这既关乎如何打破空间结构，也关乎如何改变参观体验的节奏与氛围。它们像是体验的‘锚点’，是参观过程中的‘脉冲时刻’或‘高光时刻’：在一路浏览大量内容后，观众会突然遇到一件大型展品，可以走进去，停留片刻，放松一下。否则，一切容易显得嘈杂。这正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如何让‘尺度’真正有意义。我们并不希望这里只是一个‘大仓库里放着大物件’的地方，而是要找到方式去呈现V&A藏品中尺度的多样性。”

　　典藏馆的整体建筑由建筑团队DS+R建筑事务所完成，“透明性”贯穿其中，不仅体现在建筑外观与空间体验上，也在制度层面被强调为一种公开与共享的姿态。一方面，我们大家可以将典藏库视为一个单一空间、统一气候控制的环境；而在空间的漫游过程中，观者或许会联想到本雅明笔下的“拱廊街”，雅克·塔蒂镜头中的“玩乐时间”，抑或是宜家式的仓储体验。这种介于展览与消费、闲逛与沉浸之间的感知模式，营造出了一种“悬浮”的透明性，既带来即时的兴奋，也因其在社会化媒体上的传播而转化为一种可被复制和放大的公共景观。

　　博物馆与奇观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不新鲜，从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建立到荷兰鹿特丹博伊曼斯·范·伯宁恩博物馆公共艺术仓库(Depot Boijmans Van Beuningen），这些建筑被不断质疑是否真正推动了制度性的转变。它们究竟是文化民主化的进程，还是经济与奇观生产的成功？而典藏库是否只是延续了这种“景观化”的路径？对此，李傅廷的回应是：“我认为他们确实把‘可见式存储’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但在Depot，观众始终没有办法与展品真正处在同一个空间，你只能透过厚厚的玻璃观看。我们想要实现的是让参观者与展品共享同一片空间与空气，使他们能直接感受物件的质感、工艺与材料。更重要的是，这里建立了一种自助式的探索网络：观众可以走到任何可达之处，自主选择观看路径，而不是被迫跟随导览或固定路线。在许多储藏设施中，参观往往通过团队导览进行，你被‘邀请’去看某些事先安排好的对象；我们刻意减少解释与干预，不设置访问门槛。我们大家都希望观众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径，并在展品之间建立独立的联系，把探索和体验的主导权真正交还给他们。”

　　另一方面，典藏库也试图打开一种将后台公开化、过程透明化的尝试。在开放的环境控制下，人类能近距离环视周围摆放的物件，或透过预约服务“点播”后台更多藏品进行深入研究。李傅廷解释，“这里也是研究的中心：设有研究室、修复工作室、研究空间、阅览室，之前在布莱顿的面料与时装学习修护中心（The Clothworkers Centre for the Study and Conservation of Textiles and Fashion）也迁到了这里。我们大家都希望参观者能亲眼看到博物馆的‘工作过程’——这是我们守护和研究藏品的地方。为实现完全透明，我们把所有空间都纳入了公共网络：参观者能够正常的看到这些工作，倾听发生在里面的讨论，从而理解经营这样一家大型博物馆、照料如此庞杂藏品背后的魔力与所需的专业。同时，也让公众了解支撑这一切的多方面专业人才——不单单是策展人或展览人员，还有技术人员、文物保护专家、修复师、档案管理者，以及解读专家（interpretation specialists）等。这就是典藏库的意义所在：把原本看不到的‘幕后’，变成你在博物馆参观体验的一部分。”

　　一座运动中的博物馆——可以说，V&A东馆典藏库不仅是对单一博物馆形态的重新想象，更是一项涵盖仓储、建筑、功能与机构实践的系统性工程。在V&A提出的全新“运营型”博物馆理念中，收藏始终是核心。超过50万件藏品向公众开放，展示的不仅是物件本身，也关乎博物馆如何构建、分类与阐释收藏的方式，并进一步指向对收藏、安装、保存与解读意义的探索。这种实践引发了关于“何为收藏”“收藏为何”的追问？的追问，也延伸至当下更紧迫的问题：在“去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公共焦点的语境中，博物馆是否仍应扩充馆藏？如何回应去殖民化、藏品未来、获取途径与多元化实践等伦理与专业议题？当这样一些问题以开放姿态呈现于观众与研究者面前时，参观过程便转化为一场关于知识、逻辑、权力与展示关系的公共讨论。

　　当问及怎么样看待收藏的未来，李傅廷指出：“收藏存储空间存在限制且昂贵，许多机构都面临同样处境，这必然影响未来的收藏策略。因此，我们一定要在获取上更具针对性和战略性，明确馆藏空白并有目标地加以填补。与此同时，财务和广义的可持续性同样重要：维护藏品需要空间、建筑与能源，尤其在这样的大型建筑中，维持稳定的气候控制成本极高。我们一定要适应现实，在保证作为艺术与设计博物馆定位的前提下，持续更新当代藏品，同时以财务和环境上可持续的方式开展收藏。”

　　策展在这一体系中扮演着复杂的角色。一方面，这个“开放的后台”本身也被精心策划：策展人必须从超过50万件藏品中挑选出1500件，以呈现V&A收藏的一个横截面。空间内几本已经翻烂的导览手册，提示了潜在的策展线索：“收藏的故事”（Collecting Stories），追溯V&A作为国家收藏者的角色，探讨为何以及如何收藏，以及收藏空白/盲点所折射的观念变迁；“设计源典”（Sourcebook for Design），展示收藏如何启发艺术家、设计师与社群，关联工艺实践与创作过程；“运作中的博物馆”（The Working Museum），揭示藏品如何被编号、管理与保护，以及背后多元的专业劳动。可以说，这些轻量化的文本与展示，共同构成了一种“开放机制”，使参观者得以窥见制度运作的逻辑，并在离开时理解博物馆如何在收藏过程中思考与运作。

　　另一方面，这一实践也迫使策展摆脱传统展览的框架。正如李傅廷所指出：首先，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考空间与自身角色的方式：如何策划一个持续变化、不断流动的空间——更非正式，更临时，一切都处于过渡状态。这既是压力，也是解放——不再受限于传统策展手段的重负，不再拘泥于打造永久展厅或展览的模式。策展人必须要思考，在脱离惯用手段和常规工具的情况下，如何在一个运动中的建筑展示物件。同时，随着这座开放性建筑的发展，策展人被赋予高度的响应能力，能够准确的通过现实发生的事件灵活调整展品。你不必等待三年后的展览，而是能够立即调用周围的藏品，回应当下，与现实世界形成共振。这无疑是解放性的、令人兴奋的，但也要求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展示与物件的解读。

　　行程最后的落脚点在一楼的暗黑空间，空间内播放着两部与当地社区共同制作的影片，它们在无形中成为整个体验的注脚。其中，《罗宾汉：混凝土的过去》通过前居民和伦敦东部年轻人的视角讲述罗宾汉花园的故事。口述历史与诗歌在持续的住房危机中回响着地方、记忆与仪式的质感，它扎根于社区与地方声音的主权，也尝试勾勒出对罗宾汉花园“活的记忆”的贡献。而《Mehfooz：致阿格拉柱廊的一封信》则源于个人对柱廊历史及其当下处境的回应，伦敦东部的舞者们以身体重新演绎了他们的复杂情感。两部作品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家”与“归属”的议题，也呈现出藏品背后的复杂界面，其意义不仅在于其可见性或物件本身，也关乎它们所承载的历史、传统、人群与未来。

　　某种程度上，这一体验也和前文中的尺度感形成呼应，一种持续的Zoom In & Zoom Out（缩放）之间，V&A East典藏库可以很宏大，如其体量与资源所投射的那般，也可以很小，像是一个落脚在社区的博物馆。 对此，李傅廷补充道：“我们有几个重要项目。首先是共同委托制作计划，它让人感受到这是一个由社区参与设计的机构。比如‘你的藏品学校项目’，将V&A的藏品带入奥林匹克公园周边的学校，让学生非间接接触真实藏品并了解V&A，希望这能激发他们长远的兴趣。同时，V&A东区青年团体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他们不仅是社区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更直接参与决策——从展品展示方式，到咖啡厅管理、制服设计、指示系统的色彩方案，都是他们共同决定的。这不仅是征求意见，而是真正的合作。当东伦敦的观众来到这里时，他们会看到这是被他们和他们的社区真正塑造出来的。希望我们的投入，能够让典藏库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正如你说的，成为超越游客线路之外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被当地人拥有、属于社区的地方。我认为这两点都很重要。”

　　V&A东馆及V&A东馆典藏库自筹备之初便备受瞩目，并在2025年5月开馆时引发广泛关注。它或许被视为一个英国的故事，但不仅仅于此。可以说，其建立与开放不仅是对当代博物馆范式可能性的一次尝试，也是扎根东伦敦、依托其丰富文化遗产而展开的区域更新、城市发展与国家叙事的整体蓝图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文化机构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身份、使命与职能？

　　对此，李傅廷指出：“东伦敦就是‘创意伦敦’，这是一段长达200年的关于创意与国际化的故事——创意就在这里扎根。我认为，如果V&A不是早已存在于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如果你今天想新建一座设计博物馆，你肯定会选择在东伦敦。因为它拥有很丰富且悠久的创意历史，而且它的人口结构在历史上和现代文化中都非常国际化，这里的观众群体、创意ECO以及历史背景，都是巨大的吸引力。而我们的角色是让我们的藏品与观众保持高度相关性。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对于任何文化机构来说，保持相关性是关键。这也代表着创造力是每个人生活中有目的、有意义的东西，同时也代表了职业发展、事业、财富创造和经济机会的真实可能。除此之外，博物馆还有更广泛的公共职责，作为一个让公众感到安全的地方，一个可以有效的进行辩论的场所。我认为现在真正让人们感觉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发表意见、进行讨论的地方慢慢的变少了。我们将永远扮演这样的角色——作为公共空间的市民空间。但其最大的目的是推广创造力的理念，以及创造力的魔力，激发人类创造的渴望和本能。”